未生育高龄女性患者辅助生殖技术的综合护理效果分析

　　未生育高龄女性患者辅助生殖技术的综合护理效果分析

　　薛 洁

　　摘要 目的分析高龄未生育患者在辅助生殖技术中进行综合护理的效果。方法选择本中心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接受体外受精一胚胎移植的260例高龄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130例，对照组进行基本临床护理，观察组进行综合护理干预包括患者家属)，分别在启针日、扳机日、取卵日、移植日对两组患者进行抑郁自评量表与焦虑自评量表评分及满意度调查。同时比较两组患者的获卵数、优胚率、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及胚胎停育率。结果两组患者的获卵数、优胚率、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及胚胎停育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SDS与SAS评分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的满意度明显较对照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JP<0.05)。结论高龄未生育女性抑郁与焦虑不良情绪明显，给予综合护理及人性化关怀能有效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提高满意度。

　　关键词：未生育高龄女性;辅助生殖：综合护理

　　中图分类号：R473.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6-6411( 2018)18-0102-03

　　目前，由于大量女性进入职场，使得“剩女”比例明显增多：另外，有大量女性由于年轻时忽视生育问题，直至大龄后才开始考虑生育;另一种社会现象。伪丁克家庭的出现，由于年轻时避孕，而至大龄后周围朋友大部分有后代，导致思想改变。以上情况导致越来越多的大龄女性难以或无法自然受孕，需要通过辅助生殖技术来实现生育愿望。这部分女性中部分无妊娠史，部分有一至数次流产史。随着年龄的增大，高龄女性面临着卵巢功能的急剧下降、染色体非整倍体机率增加、流产率增加、子代染色体异常机率增加、临床妊娠率下降、活产率下降等问题‘1]。由于卵巢功能减退导致患者在进行辅助生殖技术助孕治疗时，用药量明显较年轻患者大、获卵数及卵子质量差、优质胚胎少，甚至可能无可用胚胎，导致前功尽弃。另外，由于高龄女性在接受辅助生殖技术治疗时身体、心理、经济上均承受较大压力，所以极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抵触治疗等不良情绪，加重病情并影响治疗效果。本次研究针对此类未生育的高龄女性，分析治疗期间存在的心理问题，比较基本临床护理与综合护理的效果。

　　1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选择2016年9月至2017年9月在本中心接受辅助生殖技术(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治疗的高龄女性共260例，年龄35-40岁，所有患者均符合WHO不孕症诊断标准，其中输卵管因素120例，卵巢储备功能不良68例，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33例，盆腔炎性疾病27例，多囊卵巢综合征或不明原因不孕经门诊促排卵治疗>3次均失败者12例。人选标准为所有患者文化在中学以上;不孕年限1-6年;体重指数<25;有完全认知和行为能力;交流没有明显障碍，在医护人员指导下能独立完成量表调查;无精神及神经系统疾病;无肝肾功能异常患者。排除具有基础疾病患者(如心脏病、糖尿病)。

　　1.2方法

　　1.2.1将260例患者随机分为对照组与观察组各130例，对照组中输卵管因素63例，卵巢储备功能不良38例，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16例，盆腔炎性疾病13例，多囊卵巢综合症3例，不明原因2例，不孕年限( 3.712.3)年，年龄(37.6±2.4)岁，体重指数(21.4±2.0);观察组中输卵管因素57例，卵巢储备功能不良30例，盆腔子宫内膜异位症17例，盆腔炎性疾病14例，多囊卵巢综合症5例，不明原因2例，不孕年限(3.9土2.1)年，年龄(38.1±1.9)岁，体重指数(22.3±1.9)岁。所有患者文化水平均在初中以上。两组患者的年龄、不孕年限、不孕原因、文化水平、体重指数差异不明显，无统计学意义(P>0.05)。所有患者根据患者情况采用改良长方案、短效长方案、拮抗剂方案、人工黄体方案。卵泡直径>14 mm数量占60%以上，与雌激素水平相匹配时给予艾泽250 yg或绒性促素6 000-10 000 U扳机，取卵后18 -20 h观察2PN受精情况，3-5 d后评估胚胎质量，选择优质胚胎移植。如无可用胚胎为周期取消。取卵数>20枚，雌激素水平>5 000 pg/ml，移植日超声检查可见明显腹水、卵巢体积明显增大、患者有腹胀、腹痛、食欲差等症状者取消移植。对所有移植后患者在12 d后随访，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25 mIU/ml为血检阳性，移植后28 d进行超声检查，见宫内孕囊并可见胎心搏动为临床妊娠。确定临床妊娠后复查超声提示未见胎心伴或不伴HCG值下降为胚胎停育。

　　1.2.2对照组患者在准入后、启针日、扳机日、取卵日、移植日均给予基本临床护理。向患者说明准入的标准(完善的检查结果、证件齐全)，启针日向患者说明采用的促排方案，扳机日说明需在晚间给予艾泽250 Vg或绒性促素6 000-10 000 U注射，扳机后的36-48 h取卵，如新鲜移植患者说明移植日期，反之则告之将全胚冷冻。对照组患者进入周期后均说明注意事项(如促排阶段避免剧烈运动、注意有无腹痛、腹胀等不适)。交待应规律作息、戒烟戒酒、多进食蛋白质丰富食品等。

　　1.2.3观察组患者给予以上基本临床护理同时进行综合护理(包括患者家属)。(1)进入促排阶段后不能擅自停药、加量及减量，如出现此类情况可能导致卵泡生长不良或出现卵巢过度刺激风险。促排阶段会根据患者卵泡生长情况及血雌激素、促黄体生成素、孕激素水平调整促排药物剂量;(2)向患者及家属说明所采用的促排方案、原因及此方案的优缺点;(3)扳机日及取卵日大部分患者出现紧张、焦虑的心情，向患者及家属说明卵泡已达标准，扳机可促其成熟。交待患者放松心情，如害怕疼痛可行无痛取卵;(4)移植日告知患者及家属移植没有明显痛感、移植胚胎的等级，移植结束后告知移植顺利，避免剧烈运动及长时间的卧床;(5)建立微信群，将患者及家属邀请进群，解答患者及家属在周期内遇到的各种情况及疑问。

　　1.3观察指标所有患者均在扳机日及移植日用抑郁自评量表( SDS)及焦虑自评量表(SAS)以及本中心自制的满意度调查表进行调查。由专人进行指导记录，并当场回收问卷。抑郁自评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50分提示存在抑郁，51-60分为轻度，61-70分为中度，>70分为重度。焦虑自评量表由20个条目组成。>50分提示存在焦虑，51- 60分为轻度，61-70分为中度.>70分为重度。

　　1.4统计学方法本次研究所得数据均由SPSS 23.0软件统计包进行统计学处理，两组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石±s)表示，组间对比采用￡检验，疗效等计数资料的比较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获卵数、优胚率、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及胚胎停育率进行比较，见表1。

　　表1两组平均获卵数、优胚、周期取消、临床妊娠、胚胎停育率比较n(%)

　　3 讨论

　　抑郁与焦虑是医院患者中常见的不良情绪，而辅助生殖治疗的女性抑郁和焦虑的比例非常高，特别是高龄女性的发生率更高，据统计，我国香港不孕女性的抑郁、焦虑发生率为33%‘引;瑞典不孕女性的抑郁、焦虑发生率分别为10. 9%、14.8%;日本为38.6%，且合并有对生活失去动力、攻击性行为明显、困惑迷茫等情感障碍：科威特女性表现为紧张、神经质、敌意、幻想甚至自杀倾向。柳伟伟等的研究统计抑郁发生率为23.63%，焦虑发生率为32.720/0。谢雅琴，1与曾韩01所人组人群未界定年龄上限，发生率有一定差别，本研究人组年龄为35-40岁，抑郁与焦虑发生率分别为25.77%、35.770/0，与国内研究无统计学意义(P>0.05)。

　　根据问卷中得出高龄不孕女性中抑郁和焦虑主要来自于不孕导致的自身压力、与丈夫之间的关系、婆媳关系、社会及家庭地位、自我价值肯定等。特别是不孕为女性自身原因引起的患者抑郁与焦虑尤为明显。从Homaidan的研究提示，抑郁与焦虑不仅能引起不孕，而且极易影响不孕症的治疗，给辅助生殖医务人员带来难题[11]。同时调查显示，不孕的年限越长，患者的自卑、抑郁及焦虑情况严重。而高龄未孕女性由于其本身卵巢功能衰退，进行控制性超促排时卵巢反应不良、阴超监测频繁、用药量大、获卵个数少、优胚率低、着床率低、胚胎停育率高、经济压力大等，均对高龄患者及家庭带来影响，势必造成不孕一不良情绪一心理压力增加一生育能力下降一加重不孕的恶性循环，极大影响了高龄未孕女性的身心健康。因此对这部分患者及其家属进行人文关怀，缓解抑郁与焦虑的不良情绪，帮助患者及家属建立信心。同时帮助仍未孕患者稳定家庭。

　　从本次研究的结果看，两组患者的获卵数、优胚率、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及胚胎停育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O.05)，对患者及家属的综合护理并不能很好地提高患者的临床妊娠率，但观察组较对照组的治疗满意度良好，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曾韩等的研究中针对高龄妇女实施护理干预效果显示获卵数、优胚率、周期取消率、临床妊娠率与胚胎停育率无统计学意义，但临床妊娠率的绝对值高出1.5%，不排除由于患者的不良情绪改善，亦或是由于统计误差所致。目前未对患者的家庭关系进行研究，但就本周期患者反应情况看，家庭关系趋于缓和。同时与患者建立亲切、和睦、友好的医患关系，使得患者能以较为轻松的心态接受辅助生殖的治疗。综上所述，重视高龄未孕，女性的心理问题，进行良好的引导，有利于医护人员对其治疗的开展，并得到较好的配合，势必降低医疗纠纷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陈士玲，罗燕群，夏容，等.女性年龄与不孕及生育力减退[J].国际生殖健康/计划生育杂志，2011,30(4)：265-271.

　　[2] 谢幸，苟文丽.妇产科学(第八版)[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369.

　　[3] 戴晓阳，常用心理评估量表手册[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1:133-6,153-5.

　　[4] Lok IH,Lee DT, Gheung LP,et a/.Psychiatric morbidity a. mongst infertile Chinese women undergoing treatment with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the impact of treatment failure[J].Gynecol Obstet Invest ,2002 ,53( 4): 195 -9.

　　[5] Volgsten H,Skoog Svanberg A,Ekselius L,et a/.Prevalence of psychiatric disorders in infertile women and men under-goingin vitro fertilization treatment[J] .Hum Reprod ,2008 ,23( 9): 2056-63.

　　[6] Matsubayashi H,Hosaka Ti,Izumi S,et a/.Emotional distress of infertile women in Japan[J].Hum Reprod, 2001, 16( 5):966-9.

　　[7] Fido A,Zahid MA.Coping with in fertility among Kuwaiti women: cultural perspectives[J].Int J Soc Psychiatry, 2004, 50( 4)：294-300.

　　[8]柳伟伟，卢国华，王丽，等，体外受精一胚胎移植妇女婚姻质量、负性情绪的相关性探讨[J].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2,20( 11):1635-1637.

　　[9]谢雅琴，肖红，柳鸣，等.行辅助生殖技术治疗的高龄不孕女性生育二胎的心理健康相关因素分析[J].生殖与避孕，2016,36(12):1031-1035.

　　[10] 曾韩，伍琼芳，陈晶晶.对高龄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的护理干预效果分析[J].中国当代医药，2017,24( 3)：185-190.